上个月，一家浙江的纺织工厂负责人李总找到我，语气里满是焦虑。他的工厂承接了一笔来自欧洲客户的OEM订单，生产一批印有客户指定商标的服装，货物准备从宁波港出运。然而，就在报关前，他突然收到国内一家知名服装品牌的律师函，指控他侵犯商标权，要求停止发货并赔偿损失。李总反复确认：客户在欧盟确实注册了该商标，为什么我的加工行为会构成侵权？
这并非个例。在跨境贴牌加工（OEM）场景下，商标侵权判断的核心法律依据是《商标法》第五十七条，其中列举了七种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。对于OEM加工方而言，最容易触发的是第二项——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，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。但问题在于，加工方往往认为自己只是“受托生产”，产品全部出口，不进入中国市场，为何仍会踩线？
“涉外定牌加工”的法律定性演变
司法实践中，对OEM加工是否构成侵权的认定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。早期，部分法院认为，加工产品全部出口、不在国内流通，不会造成消费者混淆，因此不构成商标侵权。然而，近五年的裁判趋势明显收紧。2020年，最高人民法院在“HONDA案”中明确指出：定牌加工的产品虽然用于出口，但加工行为本身属于《商标法》意义上的“使用”，仍可能构成侵权。这一裁判逻辑确立了“使用行为独立于市场流通”的判断标准。
具体而言，加工方在境内完成贴附商标的行为，已经被认定为商标法上的“使用”。即使产品最终全部离境，该行为本身依然落入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控制范围。如果加工方使用的商标与国内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，且指定商品相同或类似，那么除非获得国内权利人的许可，否则就构成侵权。
李总的案子中，欧洲客户的商标虽然在欧盟有效，但在中国并没有获得注册。而国内那家服装品牌的商标早已在中国注册，覆盖的商品类别恰好是“服装（第25类）”。按照现行法律，境外商标权不能对抗境内注册商标权。除非欧洲客户能够证明其商标在中国属于“在先使用”或构成“驰名商标”的特殊情形，否则加工方无法以“客户在境外有商标权”作为抗辩理由。
加工方必须建立的三大防御机制
面对这种法律风险，OEM加工企业不能仅仅依赖客户的承诺或订单条款，而应当建立一套可操作的防御流程。以下三点是实务中必须做到的：
第一，商标权属核查前置化。在接单阶段，要求客户提供目标出口国的商标注册证复印件，并同步委托国内代理机构进行中国商标的检索。重点核查：该商标是否已被他人在中国同类商品上注册？如果是，则必须要求客户出具中国权利人的授权书，或者更换商标标识。核查时间节点建议控制在订单确认后的3个工作日内。
第二，保留完整的委托证据链。即使核查无误，也要与客户签订书面OEM合同，明确约定：客户保证其提供的商标在中国不侵犯第三方权利，并承诺承担因商标侵权引发的全部损失。同时，保存好客户的身份证明、商标注册证、订单往来邮件、样品确认记录等。这些材料在未来可能成为“合法来源抗辩”的关键证据。《商标法》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，销售者能证明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，不承担赔偿责任。虽然该条款针对“销售者”，但加工方若能证明自己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，法院在裁量侵权赔偿时会酌情减轻责任。
第三，建立侵权预警的快速响应机制。一旦收到律师函或法院通知，切勿私自联系对方或擅自销毁证据。正确的做法是：立即停止发货，封存样品和生产记录，同时通知客户和委托的知识产权律师。在48小时内完成内部事实梳理，72小时内给出初步法律意见。时间窗口越短，谈判和止损的空间越大。
回到李总的案例，经过检索发现，欧洲客户的商标在中国第25类上确实已被他人在先注册。我们建议的策略是：一方面与国内权利人协商，争取获得临时授权或支付合理许可费；另一方面，与欧洲客户沟通，要求其更换商标或修改设计。最终，李总与国内权利人达成了一年的许可协议，货物得以顺利出运。这笔许可费用虽然增加了成本，但避免了数十万货值的货物被海关扣押的风险。
跨境OEM从来不只是生产和物流的问题，它首先是法律合规的问题。加工方需要意识到，贴牌这个动作本身，就是在中国境内行使商标法的权利边界。提前一步做权利核查，比事后应对侵权诉讼要经济得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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